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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平陵，是溧陽的古稱，宜興紫砂壺中的稀世珍品——曼生壺的創(chuàng)制者陳鴻壽（1768—1822年）曾于清嘉慶年間在這里做過縣令。溧陽毗鄰宜興，舟車便利，地緣上的巧合，加上這位縣令的才氣和文化眼光，促成了曼生壺的問世，也為紫砂文化史留下了輝煌的一頁。
為了尋覓這段早被塵封的歷史痕跡，陽春三月的一個晴日，由宜興市政協(xié)文史委牽頭，我們一行驅車前往溧陽古城。
小車一上寧杭高速，不到一個小時便抵達了目的地。而我們真希望能穿越歷史的時空去和近200年前的這位溧陽知縣“對話”……
在溧陽市政協(xié)的一個小會議室里，東道主溧陽市政協(xié)的路發(fā)今副主席侃侃而談，熱情地向我們介紹陳鴻壽在溧陽當知縣時的一些史實。
此前不久，路副主席為籌劃溧陽陳鴻壽紀念館一事專程來過宜興，并和當代紫砂工藝大師徐秀棠、《江蘇陶藝》副主編陳茆生接觸過，雙方有意共同來挖掘這位對宜溧兩地作過貢獻的名人史料。
十九世紀初葉，清嘉慶六年（1801年），一位才氣橫溢的浙江錢塘書生科舉拔貢，取得了能充任京官或到地方任行政長官的資格。他就是詩文書畫俱精，尤以篆刻著稱的陳鴻壽。有資料說他入仕后，曾任溧陽知縣、河南海防同知、淮安府同知等職。但這些職務孰先孰后不清楚。也有資料將陳鴻壽任溧陽縣令的年代說成是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或前后；更有一些書籍說他曾“入宰荊溪”。
我們從溧陽市檔案局提供的溧陽縣嘉慶志（光緒重刻本）上查到了陳鴻壽在溧陽任縣令的時間是嘉慶十六年（1811年3月29日）。其任內恰逢修志。應修志主持人史炳所邀，陳鴻壽作了“溧陽縣志敘”，篇末有“嘉慶十有八年六月八日知溧陽縣事錢塘陳鴻壽敘”的落款。敘中還強調志書是記述史實的，一定要真實可靠方能傳于后世。這是陳鴻壽到任的第三個年頭留下的文字記載。據此，將陳鴻壽任縣令的時間推遲到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是不確切的。而“嘉慶二十一年前后”一說至少也是一種含糊的表述，
在采訪中，我們還了解到就在陳鴻壽任溧陽縣令的第二年（1812年），他為表彰當地一位儒生賢妻宋氏操持筆墨的事跡，題寫過“彤管流芳”四個大字，并刻石建坊，此牌坊早毀，石刻坊額散落民間。1998年被溧陽文管委文博工作者狄富保先生偶然發(fā)現(xiàn)并收集。由路副主席引見，我們見到了狄富保先生本人以及由他親手拓下的坊額拓片。這是我們此行的一個意外收獲。同時也進一步佐證了陳鴻壽任溧陽縣令的年代。至于陳鴻壽是否在宜興做過縣令，先前經我市檔案局的考證，宜興歷代縣令資料中無此記載，似是訛傳。
然而，陳鴻壽拔貢后的10年，他在何地任職，也即是說陳鴻壽1811年3月到溧陽任縣令前他在哪里？仍無從查考。徐秀棠在《中國紫砂》中認為他至少在嘉慶八年（1803年）拔貢后不久，即開始了他與紫砂壺的親密關系。此說應該是符合情理的，就是說他并非做了溧陽縣令后，才喜歡上紫砂壺的。有人會提出疑問，其實他尚未到任溧陽縣令，他是在何地，又如何接觸上紫砂壺的呢？其實這個問題不難理解，就像現(xiàn)在，有人喜歡上紫砂壺并不一定要到過宜興一樣。我們推測，他很可能是通過一幫文友同事、幕僚染上紫砂壺癖好的。假如拔貢前，他的主要精力還只能放在應付科舉，求得功名的話，那么拔貢后，他便有了更多的有利條件，使他接觸壺友及造壺者，或共同品茗賞壺，或托造壺者定制，他的文化秉性及他獨有的藝術眼光，注定了他的興趣并不在官場仕途的升遷，而是繼續(xù)著他個人的藝術愛好。路副主席告訴我們，陳鴻壽在溧陽任縣令時，曾為賑災帶同捐款，他熱心教育，幫助過溧陽縣學——平陵書院（現(xiàn)為實驗小學），還為書院親撰碑記鼓勵后學，是一個重視地方文化、教育事業(yè)，頗具平民思想的清官。我們完全同意這一點評。以陳鴻壽結交宜興的一批制壺工匠，并允許在壺器上將縣令的名字和工匠的名字刻在一起的做法，也體現(xiàn)了他官民同樂、尊重民間藝人的親民思想，這在等級觀念森嚴的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。或許他本人就是官場中的“另類”，并不在乎做官，以致政績平平，沒有留下什么顯赫的官績。或許正因為如此，他才登上了將書畫、金石篆刻和紫砂壺相結合的藝術頂峰……他留下的是文化藝術的名聲，他的貢獻在于使紫砂壺這一民間工藝融進了豐富的人文內涵。
至于陳鴻壽在溧陽縣令任上是一屆還是二屆？一屆是三年還是五年？因嘉慶志后，太平天國起義，戰(zhàn)事頻繁，溧陽史志的修纂中斷，無法查考。路副主席告訴我們，因為有可能陳鴻壽離任后，赴淮安府任同知，為此，他們曾與淮安市檔案局聯(lián)系、查詢過，但也因同樣的原因，無志可查。
陳鴻壽卒于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，這樣一位富有才華的文人，只活了55歲，甚為可惜。但他的影響以及“曼生壺”是永恒的。